期间，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同志的回答干脆果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5年8月10日，黄炎培在重庆出版了自己著述的《延安归来》。他在书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追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有人劝阻他不要著书为共产党作宣传，以免遭受人身危险。

他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写出所见所闻所谈，决不加以渲染。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作违心之论。”

自我革命破解历史周期率

历史是时刻警醒我们的一面镜子。“历史周期率”之问也并非没有来由，习近平总书记曾有过精彩点评。

比如一统天下的秦始皇，穷奢极欲、搜刮民财，最终落得富丽堂皇的阿房宫变成一片焦土，“后人哀之”；历经“文景之治”、武帝称雄的汉朝，最终陷入三国纷争；创造“开元盛世”的唐明皇后期也转为昏庸、怠于政事，史称“侈心一萌，邪道并进”。

比如席卷天下的李自成起义军，进了北京沉迷享乐、军纪松弛，与清兵一击则溃；定都天京的太平军，进城后醉生梦死，到后期革命斗志尽失，一败涂地。

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重要文章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秦、汉、唐、清等封建王朝兴衰更替，以及明末农民起义、晚清太平天国运动等失败的历史教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权摆脱不了的宿命。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农民起义军先胜后败，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自我革命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一把“钥匙”。

一路走来，从找到“民主新路”，到坚持“两个务必”，再到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取得伟大成就，破解了旧社会旧制度导致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我们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

任何一个政权，建立不容易，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也不容易。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霸王别姬”的穷途末路。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个道理概括为“四个不容易”：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

“四个不容易”是历史难题，也是时代课题。但惟其难解，方显共产党人英雄本色。

破解“四个不容易”，靠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实现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

这就是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