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调查谈话，是智慧的较量，是对抗与反对抗的交锋。反对抗，不是强压，而是教育、帮助和挽救，是治病救人。运用柔性沟通方式，通过释纪说法、阐释政策策略去提升谈话对象的思想政治觉悟，引导对方说清问题，才是有效的化解对抗策略。

　　换位大于本位。有好的情感基调，才有顺畅的交流。谈话人要与谈话对象相处一段时间，如果一开始就“硬杠”，谈话对象会很反感甚至抵抗。只有换位思考，做细做实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一是把高低位换成平等位。置身于特殊环境，谈话对象往往显得局促、紧张、不安，这是正常心理反应，谈话人与谈话对象虽是审查调查与被审查调查的关系，但地位平等，没有高低之分，谈话是同志间的交流，不能趾高气扬，以审判者自居、咄咄逼人去谈话，看似气势凌厉，但如果对方充耳不闻，听不进去，无异于唱独角戏。只有充分尊重、平等视之，才能更好地教育、感化人。二是把彼此位换成同心位。换位也即交心，谈话对象与谈话人各有角色，但如果就事论事、就法条论法条，全程零“温度”，往往效果有限。因此，审查调查人员要善于带着情感深入审查调查对象的内心世界，推心置腹地向审查调查对象释纪说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三是把惩罚位换成救人位。违纪违法应该付出一定代价，但惩处不是最终目的。谈话不是与谁过不去，更不是整人害人，而是帮人救人，是拉人一把。要从谈话对象的立场和需要去对照党纪法规，分析违纪违法证据、事实，看哪些对他有利、哪些不利，怎么配合才是明路，使之体会到组织的良苦用心。

　　求同大于求异。谈话有对抗，但对抗中有合作，合作贯穿主线。因此，谈话没有输赢，只有双赢、共赢。从谈话对象看，认错、悔错、改错，争取从宽处理；从谈话人来看，达到教育挽救目的，这是“求同”。当然，取得共识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小异”，比如对有关行为的定性、情节有不同意见等。谈话的过程，就是通过条文解读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寻求最大公约数。一是从良好的预期谈起。进入这个环节，谈话人必然已经掌握了部分证据，谈话对象抵赖、撒谎都是徒劳的。一方面要讲政策、指出路。党纪国法明确了从宽政策，从轻、减轻处理的前提是积极配合，如实说清问题，这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用“做选择题”的方式描绘未来。可以给谈话对象提出未来的事业、生活规划建议选项；他们的亲人现在是什么感受，有哪些期待；如何减轻亲人的心理负担，弥补犯错造成的遗憾，引导他们作出积极选择，达到教育挽救目的。二是从谈话对象认同的观点和事实谈起。谈话对象的文章讲话、生活常用语、处理疑难问题的理念和思路中，往往隐含着一些符合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见解。交流中适时运用，能引发共鸣，使其觉得彼此有“共同语言”。例如，一位谈话人从谈话对象曾经发表的一篇散文中一句哲思说起，探讨文学如何讲哲学、讲人性，交流到深处时谈话对象找到了认同感，再往后，谈话对象很配合地说清了问题。

　　“曲线”优于“直线”。这是指行进路径。实践中大多数谈话对象都会经历抵触、对抗这个阶段。面对不配合的谈话对象，不妨退一步，侧面迂回，再慢慢“谈正事”。一是“闲谈”软化抵触情绪。拉家常貌似闲聊，却大有作用。生活现状、个人爱好、工作经历等都是闲谈“预热”的话题，可根据谈话对象性格、爱好、亲情关系形成的丰富素材，按照谈话方案就某一方面深入谈，也可组合谈。让谈话对象感受到，审查调查人员是有“人情味”的，从而产生认同和信任感，消除对立情绪。由于氛围轻松，舒缓了谈话对象的思想压力，甚至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二是四面“合围”，截断退路。任何一起案件，都脱离不了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痕迹维度。既然谈话对象最敏感、最害怕、最防范、最抵抗的就是有关案件的核心问题，那就不要一开始便“单刀直入”，而可以从外围谈起，形成“合围”之势，最后再切入正题时，谈话对象只好如实回答。三是用“非线性交流”摧毁对抗审查调查的策略。一些谈话对象也是“有备而来”，辩解说辞预演过多次。对此，谈某个问题时，要想办法梳理出其自相矛盾或不合情理的地方，判断并确认其多次“彩排”的预案和策略失效，立即对准主攻方向，合力突破。（文/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