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

　11月23日，浙江大学、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等单位主办的2019互联网法律大会在杭州开幕，国内外互联网法律专家云集，共议数字经济、网络安全、法律科技等互联网前沿话题。会上，南都新业态法治研究中心对外发布了《恶意索赔行业观察报告》，深度剖析恶意索赔行为，为维护良好营商环境提供政策建议。

　南都新业态法治研究中心注意到，近年来以“维权”为名、行敲诈之实的职业索赔现象，频频引发争议。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近年来全国以“打假”“维权”为名发起的“职业索赔”恶意投诉举报每年超100万件。《观察报告》指出，和职业打假不同的是，“职业索赔”往往假借打假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其一般路径为“一买、二谈、三举报、四复议、五诉讼”。

　据媒体报道，就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全国人大代表不约而同地关注了职业索赔现象，纷纷呼吁规范“职业索赔”人“假打假、真牟利”的行为。

　“职业索赔”泛滥，到底有哪些危害？

　在一些人眼中，“职业索赔”在净化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有一定的作用，舆论对“职业索赔”的部分同情即源出于此。但实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才受到该法保护，而现实中的“职业索赔人”专门盯着商品瑕疵批量购买，甚至伪造证据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将投诉举报作为自己牟利的手段，明显偏离了立法本义。

　更严重的是，职业索赔泛滥不仅给厂家和商家带来困扰，而且挤占了大量宝贵的行政、司法资源。市场监管部门披露，一名“职业索赔人”因对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结果不满，在深圳针对同一问题累计提起13起行政复议、26起行政诉讼案件，杭州某“职业索赔人”在一年内发起的职业投诉举报竟多达4280起。

　相关问题已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今年5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出“对恶意举报非法牟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打击以“打假”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9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不但提出要对恶意投诉举报等失信行为实施信用惩戒，还明确，“不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和服务等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不予受理。

　与此同时，司法的态度也在多个案例中显现了出来。6月28日，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职业索赔人”王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在民事诉讼方面，各地法院也在不断驳回“职业索赔人”的不合理诉求。

　尽管如此，“职业索赔”泛滥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观察报告》透露，职业索赔目前正呈现团伙化、年轻化、产业化等趋势。针对这种新的趋势，急需优化相关立法、制订明确的政策法规对职业索赔行为进行规制。

　职业索赔人能否被认定为消费者？标签缺失、错误等瑕疵行为是否适用于惩罚性赔偿？由于边界不清，法律对职业索赔的认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往往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争议。随着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被列入立法计划，舆论普遍期望，规制“职业索赔”的问题都能在实施条例中予以明确，从而引导并鼓励消费者真正去关注产品的安全和质量。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遏制职业索赔也需要社会齐心协力。阿里于今年7月上线“职业索赔联合治理工具”，凡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开店的商家，只要登录商家后台，便能找到“职业索赔联合治理工具”的入口，帮助商家解决遭遇职业索赔的事前、事中、事后问题。类似协作模式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