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听断狱”“初情为要”和“一问得情”作为宋代司法的三项重要理念，反映出中国传统司法对司法规则的一贯奉行，对断狱精要的深刻领悟和对司法庶务的审慎践行。

　　宋代司法理念蕴含丰富断狱精要

　　□宋代是传统司法原则、司法规则和司法实践赓续创新的重要历史阶段，既有对固有法律规则的忠实恪守，也有对现实法律问题的大胆创新，尤其注重在司法审判中提炼、总结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理论观点，并有效指导司法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我国历史上，宋代是传统司法原则、司法规则和司法实践赓续创新的重要历史阶段，既有对固有法律规则的忠实恪守，也有对现实法律问题的大胆创新，尤其注重在司法实务中提炼、总结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理论观点，并有效指导司法实践。在此，试从“五听断狱”“初情为要”和“一问得情”三个维度，对宋代司法理念的基本内涵进行学理分析，以期证成宋代司法体用一贯、法随时出、趋时更新等鲜明特征。

　　五听断狱的司法原则

　　“以五声听狱讼”是支配传统司法审理之基本原则，“以情勘问”则是宋代司法审理的首要途径。司法实践中，五听断狱者不乏其例，如王冒知应天府，“宁陵县民有寄金于人，因其死而匿之，家人讼之，病于无证。君以色听得之，叩首服罪。”对于“五听”断狱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关系，宋人郑克有如下论断：“初察其色，已见其情，乃更详其本末，而检核以事，验证以物，于是情既露矣，辞必穷矣，安得不服乎？”（《折狱龟鉴》卷3《辨诬》）除恪守五听断狱原则之外，宋代司法也异常重视对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的收集、判断与运用，《折狱龟鉴》《棠阴比事》等文献著录的经典案例不在少数。洛阳出土的《卢震墓志》记录了虢州军事推官卢震通过模拟犯罪现场破获命案的过程：“河南盗诱童子，欲夺其珍，缢而未绝，使妻继下其刃，鞫者不尽，监司疑之，请君覆按。至，则令造木刀、塑像、遣囚，状其跡，群疑遂泮，皆戮诸市。”

　　如在其他证据充分确实的情况下，嫌犯仍不招认，法司方可依法刑讯。《宋刑统·断狱律》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天圣《狱官令》要求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据，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考掠”。《狱官令》此条令文由来已久，据《魏书·刑法志》记载，“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又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则晚至北魏已有此令。唐代杜佑所撰《通典》曰：“大唐律：诸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唐律疏议·断狱》引唐《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北宋初年，朝廷继续细化鞫狱、拷掠规则，据建隆三年（962年）十二月六日敕，诸道州府推司官吏审理贼盗刑狱，“并须用心推鞫，勘问宿食行止、月日去处。如无差互及未见为恶踪绪，即须别设法取情，多方辩听，不得便行鞭拷。”（《宋刑统》卷29《断狱律》）司法实践中，确需刑讯者，亦应履行相关手续方可施行：“罪人未吐实情，先须立判，同官通签讫，方行拷讯。”（宋代李元弼撰《作邑自箴》卷5《规矩》）

　　由此，五听盘诘和查验诸证是获取嫌犯供词的首选路径；如确须拷讯，亦应在穷尽讯问、验证等程序之后依法进行。法司应认真核实罪囚供款，“必须事事着实，方可凭信，不然万一逼人于罪，使无辜者受枉罚，令得无恔于心乎？”（宋代胡太初撰《昼帘绪论·治狱篇第七》）由于嫌犯供词是主导案件走向之关键证据，故而天圣《狱官令》对此作出专门规定：“诸问囚，皆判官亲问，辞定，令自书办。若不解书者，主典依口写讫，对判官读示”，力求保障罪犯供述与供状内容一致。由于多数案件并不能经过一次讯问即查得实情，所以主审法司往往需要在推鞫程序中多次提审诘问嫌犯，而审问次数上限则时有更易。

　　初情为要的司法旨趣

　　宋人对于初审程序的功能与价值具有深刻认识，并在司法实践中形成“初情在县”“狱贵初情”和“详审初词”三项司法理念。

　　其一，“初情在县”。与级别管辖相适应，“初情在县”原则揭示出县司裁判在司法流程中的关键地位，此于宋代士大夫群体中获得广泛共识。“宋代的审判是由知县受理诉状开始的，起诉书的受理与不受理的权限在知县……如果收到诉讼书，原则上审判将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宋代刘一止认为：“狱之初情，实在于县。自县而达之州，虽有异同，要之以县狱所鞫为祖，利害不轻”（《苕溪集》卷12《札子·乞令县丞兼治狱事》），遂以县狱繁剧，奏请县丞兼治狱事。乾道九年（1173年）十二月九日，臣寮言：“狱贵初情，初情利害实在县狱。”而滥行囚禁、系囚翻异、刑狱淹滞等司法积弊，多因县狱初勘失实所致，“乞自今后遇有重囚翻诉，委官根勘，见得当来县狱失实，将官吏并坐出入之罪。”（《宋会要辑稿》刑法3之87）南宋末年，胡太初又从州县狱情关系角度，重申“初情在县”理念：“罪之小者，县得自行决遣；罪之大者，虽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视县款为之凭据，则县狱岂不甚重？而令之任责岂容不曲尽县心哉？”（《昼帘绪论·治狱篇第七》）

　　其二，“狱贵初情”。案件原始信息是影响和制约审判程序之核心所在，唯有查明案情之原始状况，方可正确适用法律。初情至要，缘其本真，“盖狱之初发，犯者不暇藻饰，问者不暇锻炼，其情必真而易见，威以临之，虚心以诘之，十得七八矣。”（《三事忠告·牧民忠告》卷下《慎狱第六》）宋代众多地方官吏深谙此理，在司法审判中详察初狱，探求实情。绍兴末年，王正己监临处州青田，“有诉夫死于殴者，君按视，则更曰自经。君察其必以贿故，即用初情讯之，具服。”（《攻媿集》卷107《墓志铭·朝请大夫致仕王君墓志铭》）此案中，王正己将初词（殴杀）与翻变（自缢）相互参照，最终推问得实。嘉定年间，溧阳尉陈景周则从亲身经历，深刻阐释了基层法吏在查明案件初情中的关键作用：“察狱在初，而初情惟尉为能得之。故职所当亲，虽猥不惮言，有可证虽微，必即既太旨略定。而后丽之狱，故一成而不可变。”（《漫塘文集》卷31《墓志铭·故溧阳县尉陈修职墓志铭》）

　　其三，“详审初词”。全面、准确掌握当事人最初诉请或供词，是法司明察初情之基本路径，亦是制约案件审理进程之核心要素。《州县提纲》指出，“讼者初词，姓名、年月、节目必须详览”，应注意将嫌犯最初供述与后续增减事状相互参照，“傥后词与前异，前词所无而其后辄增者，皆为无理。若夫狱囚所招，则先隐其实，旋吐真情，又不可例凭初词。”（《州县提纲》卷2《详审初词》）如遇数名案犯解至，为免嫌犯变乱情状或主吏受赇偏曲，应实行分牢处问，“各于一处隔问责供，顷刻可毕。内有异同，互加参诘。既得大情，轻者则监，重者则禁，然后始付主吏。虽欲改变情款，诬摊平人，不可得矣。”《南都道护录》提示官吏鞫问，应“每一行若干人，即时分牢异处，亲往遍问，私置一簿，随所语记之。其后结正，无能出初语者。”（《黄氏日抄》卷44《读本朝诸儒书十一下》）与法司后续可能展开的多次推问对应，“初问”在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枢轴地位由此得以证明。

　　一问得情的司法技艺

　　与“初问”程序相适应，宋代司法审判中，存在大量“一问得情”“一问得实”“一问伏奸”“一问即承”“一问而服”等类似记载，即在不同程序中通过一次讯问即查明案情，意在证明办案者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精良的业务能力。显然，“一问”与“初问”并非等同，前者可能发生于各个诉讼阶段，而后者仅存在于初次问案程序之中。

　　府县法司可能在“初问”时通过一次讯问查明案情，建炎四年（1130年）胡舜陟知临安府时，“新城豪徐权出力捕杀群盗，盗有得逸者，妄诉其杀平民，几偿死。舜陟一问得情，诛盗而释豪，阖府称快。”（《鄂州小集》卷6《传·胡待制舜陟传》）淳熙八年（1181年），方导夷知湖州武康县，“有诉夫久出不还，知其必死而迹不明者，君为设方略，得姓徐者，一问即承。”（《攻媿集》卷113《墓志铭·参议方君墓志铭》）相比之下，更多“一问得情”事例来自录问、换推、疑案等初审以外环节，办案者处置疑难案件之高超艺术亦由此得以彰显。据《莫中奉墓志铭》：“宪司有系囚，事联省曹，吏以枝辞蔓其狱，六更推治不能决”，命知泗州昭信县事莫表深往治，“一问而情得，人服其明。”（《龟山先生全集》卷33《志铭四·莫中奉墓志铭》）哲宗时，句容人盗嫂害兄，“别诬三人同谋。既皆讯服，一囚父以冤诉。”（《宋史》卷343《陆佃传》）通判以下认为狱成不可易，知江宁府陆佃“一问即服。而三人者，皆平人也，即日破械纵之。”（《家世旧闻》卷上）《朝奉大夫知永州张公行状》记淳熙年间嫌犯录问翻异后，由衡州决曹掾张奭推问得实事：“有人士董其姓者，于他狱已承杀人之罪。录囚之官，问之不承，又以付公，一问知其无辜……而实杀人者亦就禽。”（宋代杨万里撰《诚斋集》卷119《行状·朝奉大夫知永州张公行状》）上述事例，展示了宋代官员在初审以外程序明察疑狱、纠正冤案、处置翻变的司法作用。显而易见，并非所有案件均可“一问得情”，上述事例也恰恰说明，在常规案件审理流程之中，法司往往难以做到“一问得情”。见于行状、墓志、史传的典型事例多以特例形式得到专门记录，反映出“一问”即可“得情”，在宋代司法审判中应属于偶然事件。

　　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五听断狱”“初情为要”和“一问得情”作为宋代司法的三项重要理念，反映出中国传统司法对司法规则的一贯奉行，对断狱精要的深刻领悟和对司法庶务的审慎践行。中国传统司法理念深刻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突出特征，是新时代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源泉和历史参照，对于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者为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院长。本文系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宋时期官僚叙复法转型研究（23BFX19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