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时任教育部职员的周树人随同北上，开启了他在北京的十四载生涯。这是他漂泊一生中居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新文学写作，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个为后人认知和铭记的名字。自此，他的人生和中国文学、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狂人日记》的癫狂冷眼、《祝福》的悲悯热肠、《孔乙己》的哀其不幸、《药》的怒其不争、《阿Q正传》的全面国民性批判……一篇篇现代小说经典之作，正是在绍兴会馆、八道湾、砖塔胡同抑或阜成门西三条的孤灯下完成。冷峻陡峭的笔锋中，寄托着鲁迅对国家命运的忧心……

　　鲁迅本人一生无党无派，但始终是国民革命的“同路人”，深受进步青年和中国共产党的尊敬与信任，其本人更与多位中共党员结下深厚情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很深的钻研。

　　本期“京畿红迹”探寻与鲁迅在京工作生活有关的几处重要地标，包括“三·一八”惨案发生地、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北京鲁迅博物馆。虽未涵盖鲁迅在京的全部足迹，却能体现出鲁迅不屈不挠的战斗性所在，让人们看到中华民族的这块“最硬的骨头”，是如何立于“黑暗的闸门”之间的。

　　
鲁迅（资料图）

　　
鲁迅博物馆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

　　
“三·一八”惨案发生地

　　红迹24 “三·一八”惨案发生地

　　鲁迅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

　　位于张自忠路3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院和社科院的一些研究所在内办公。尽管人来车往，但建筑还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样子。那时这条路还叫做铁狮子胡同，得名自曾摆放在明末权臣田弘遇宅邸前的两尊铁狮子。清时铁狮子荡然无存，但“铁1号”门前有一对高达三米多的石狮，1906年“铁1号”内建筑被拆除，原址上建起三组砖木结构的欧式古典楼群，设为清末新政中成立的陆军部和海军部所在地。

　　此地建筑由留英建筑师沈琪设计，称得上美轮美奂。一百多年过去，桁梁依旧坚实，雕花依旧精美，冬日阳光照耀其上，兀然有穿越之感。它们和门前的石狮一起，见证了一段“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1911年清帝逊位，帝制完结；1912年这里变成了袁世凯的总统府；1924年又变成了段祺瑞执政府所在地，1926年段祺瑞当政期间制造的“三·一八”血腥惨案，就发生在这对石狮子的前方。如今大门东侧石狮旁边，立着一尊朴素的汉白玉石碑，上书“‘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八个大字。

　　时世变易，平静的街市车水马龙，但目光触到这块碑时，依然心中凛动，耳畔回响起鲁迅当日在《无花的蔷薇（之二）》文末的掷笔悲泣：“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时间回到1926年春。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违规掩护奉系军舰驶入大沽口，并悍然开火，驻守炮台的国民军被迫反击，恼羞成怒的日本政府于3月16日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中国须同意撤去海路封锁等五项要求，至迟不超过18日正午。面对这一侵略性质的通牒，段政府不仅未加反抗，反而准备妥协。

　　这一事件引起各界极大愤慨。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联合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左派）的领导下，数千学生和群众来到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八国最后通牒。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参与部署了这次活动，由中共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按照部署，约两千人从天安门往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进发，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游行请愿。至政府东辕门，请愿群众与卫队交涉派五名代表入见总理贾德耀，不被准许，群情激昂之际，卫队竟朝无辜群众开枪。群众避退时，道路堵塞，又被士兵用棍棒、大刀击杀，铁狮子胡同一时血光四溅，惨不忍睹。

　　据当时正在警备吉兆胡同段祺瑞宅的卫队参谋长楚溪春回忆，当他听到枪声后赶至现场，亲眼目睹“有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浑身是血，有的还在呻吟，卫队旅的警卫士兵还在端着枪四下搜寻”。当日惨案，共造成4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或失踪。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卸脱罪责，段政府事后找来几把旧手枪和煤油桶，说是学生的“凶器”，污蔑学生为“暴徒”。一群帮闲文人充当“理中客”，散播学生们“受人利用”、被引入“死地”的流言。

　　死去的47人中，十之七八为学生，包括当日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下简称“女师大”）游行队伍指挥的刘和珍，同校同学杨德群去搀扶她时亦被枪杀。牺牲时，刘和珍年仅22岁，杨德群年仅24岁。鲁迅当时在包括北大、中国大学、女师大等在内的八所学校兼课，刘、杨二人都是他的学生。尤其是刘和珍，1925年震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中，她和许广平都是被专制校长杨荫榆开除的校自治会成员，是指挥同学们进行“驱杨”斗争的领导者之一，还曾拿出拮据的生活费订了全年的《莽原》。时任《莽原》主编的鲁迅对刘和珍印象很深。

　　18日早，时为女师大学生的许广平原本也要去参加请愿，临行前去鲁迅家送抄稿，鲁迅一向对“请愿”这类事不以为然，阻止她前去，留她继续抄稿，而他自己则在写揶揄陈西滢和章士钊的《无花的蔷薇（之二）》。写成三节后，有人跑来报告惨讯，鲁迅悲愤之际立转笔锋，另起一段痛陈：“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他将矛头直指当局，刺破其妄图颠倒黑白的假面：“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对此前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办刊物和思想启蒙、与政治保持距离的鲁迅来说，“三·一八”这一血的教训对他震动极大。从事发当天到四月中下旬，他接连写出《无花的蔷薇（之二）》《可惨与可笑》《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淡淡的血痕中》七篇檄文，揭露段政府的凶残面目，同时也告诫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交兵须用“壕堑战”，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尤其是《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成为现在人们对此惨案的直观印象。这篇文字在悲愤中又蕴含着激励人奋然前行的力量，对作恶者的恨之切，对青年们的爱之深，如今读来，那些脱口而出的语句依旧警醒：“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纵观鲁迅一生的生活和思想轨迹，“三·一八”惨案及此前的女师大风潮可谓是重要的转折点。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邱焕星认为，鲁迅此前对革命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反对街头政治和无谓牺牲，另一方面面对强权，又深觉手中的笔墨无力；但随着惨案发生和民众革命形势的高涨，他积极行动了起来，“不但参与了国共两党在京发动的一些国民革命的外围活动，而且公开批判政府，控诉凶残统治，从思想革命转向了在野的政治革命，持续左转，实际成为了革命的同路人”。他的杂文写作也“开始从文明批评转向政治批评，制造了一个民众公开发声的平台”。

　　红迹25 京师女子师范 学堂旧址

　　刘和珍的精神遗产永存

　　沿着位于西单附近的新文化街行至45号，一座中西合璧的精美建筑出现在眼前，这便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原址，如今是鲁迅中学的校址。“三·一八”惨案中为反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而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烈士，曾在此就读。冬日枯枝掩映下的雕花青砖、红漆拱窗，在繁华阜盛的地界中，显出一派积蕴悠久的沧桑与沉静。

　　女师大的前身是成立于晚清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这也是其以“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之名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因。该学堂是中国现代教育萌出的新芽之一，由清朝御史黄瑞麟于1908年奏请设立，次年即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斗公府原址上建成，是中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改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又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8年改为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至1931年并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如今从沿街的立面仰望去，可看见嵌入主楼的匾额上题有“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八个端雅金字，由清末大臣荣庆书于宣统二年（1910），与塑在大门外围墙上的鲁迅中学四个大字形成跨越时空的互文。

　　从1923年至1926年，鲁迅曾在女师大任国文系讲师，他率先以教员身份挺身而出，参与了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支持学生与杨荫榆、章士钊等人斗争。如今透过主楼拱门，可以看到坐落在一二号楼之间的鲁迅雕像。怀想当年那些受鲁迅、李大钊等教员影响的女学生们，也正是穿过这座拱门与古朴的校门，意气风发地走向亟待改革的社会。这里面，有刘和珍和杨德群，有鲁迅的一生知己许广平，有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及杰出的中共革命家赵世兰、刘亚雄，有著名作家兼社会活动家石评梅、陆晶清，有中国第一个女兵作家谢冰莹……

　　据鲁迅中学办公室的赵老师介绍，如今校内有六座建筑，一至五号楼都是当年的旧建筑。立有刘和珍、杨德群烈士纪念碑的文化园位于校园西边的一个庭院内，那里的屋舍正是鲁迅当年为女师大学生上课的地方，现在辟为鲁迅生平展室，参观展室是每年新生入学的固定活动。每年3月18日，松柏新绿之时，高三学生都要在纪念碑前举行庄重的成人礼，一代代传承着先烈遗志与精神传统。

　　庭院中央，方尖碑样式的汉白玉烈士纪念碑由当年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师生筹资，立于1931年“三·一八”惨案五周年之时，碑面刻“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1926年3月25日，就在碑后的礼堂里，举行了两位烈士的追悼会。当日来追悼的鲁迅在礼堂外偶遇程毅志同学，她劝鲁迅写点东西，因为“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于是有了一周后的《记念刘和珍君》。

　　整整九十年过去，纪念碑巍然而立，仿佛浮现出“时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的刘和珍与“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的年轻面容。先辈已矣，但“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是留给后代革命者与学子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与力量。

　　
西三条21号鲁迅故居，院中两棵白丁香为鲁迅所植。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匾额

　　
鲁迅博物馆陈列厅内的“三味书屋”模型 新华社图

　　红迹26 鲁迅博物馆

　　“鲁迅”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

　　自1912年来京，鲁迅在北京先后住过四个地方，分别是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新街口的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61号和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最末一处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一处鲁迅居所，是鲁迅1924年春花800大洋买下、亲自设计改建的。同年5月，鲁迅携母亲、家眷搬来居住，直至1926年8月离京。1929年5月及1932年11月，鲁迅自上海两次短暂返京省亲，也住在这里。

　　这所故居就是今天位于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博物馆正式开放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之际。迈入博物馆大门，迎面的花圃内是汉白玉的鲁迅半身塑像，还有一页手稿雕塑，铭刻的是鲁迅的一篇自传。雕塑后面是鲁迅生平陈列厅，里面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鲁迅的一生：绍兴童年、求学南京、东渡日本、北京任职、南下厦门、辗转广州，最终在上海走完人生之途。

　　从这些生平事迹中，可以看到鲁迅这位“同路人”和中国革命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尤其在南方，他多次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中国济难会和自由运动大同盟，更是中共领导的文艺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帜人物，和瞿秋白、冯雪峰、陈赓、陈云、陈延年、毕磊等多位中共党员有密切的交往乃至深厚的友谊。人们熟知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正是1933年2月“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两周年之际，鲁迅含着悲愤之情为这五位左联青年作家、中共党员所写，哀叹“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拳拳之心，令人泪下。

　　鲁博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介绍说，比起国内其他鲁迅故居，北京鲁博藏品十分丰富，因鲁迅原本就将大量藏书藏品留在北京，建馆之初考虑到北方干燥，又把南方的很多藏品运来。馆内现不仅藏有鲁迅的手稿、藏书、藏画、藏拓、亲友信札等文物藏品，还有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章太炎等人的遗稿遗物等。此外，鲁博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年谱》《鲁迅研究资料》《鲁迅手稿全集》《鲁迅藏拓本全集》《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等，主办《鲁迅研究月刊》，是国内鲁迅研究的主阵地之一。2014年，鲁博和位于原北大沙滩红楼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并，因鲁迅曾在北大教书，两馆合体更全面展示了鲁迅在京的工作生活。

　　陈列厅院子的东侧现在被辟为鲁迅书店，西侧矗立着美国左翼作家兼鲁迅好友史沫特莱、鲁迅留日期间恩师藤野严九郎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雕像。沿着雕像边的小巷继续向西走数十步，便行至鲁迅当年所住的故居，门上还嵌着西三条21号的蓝底门牌，墙上镌着由郭沫若书写的“鲁迅故居”四字。穿过门廊，眼前是一个整洁方正的小四合院，灰瓦灰砖，红漆门窗，衬着院中鲁迅植于1925年4月5日（民国植树节）的两株高大遒劲的白丁香枝干，显出清朗旷远的气象。北房正中是起居室，起居室后面凸出来的一间，便是被鲁迅戏称为“老虎尾巴”和“绿林书屋”的卧室兼工作室。

　　“老虎尾巴”面积不到十平方米，陈设简单，只有一桌、一椅、一柜、一榻。书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便是《秋夜》里小飞虫“撞得丁丁地响”的那盏。书桌上方墙壁上，正如《藤野先生》一文所述，悬着一幅藤野先生的照片，“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此外，墙上还挂有青年作家司徒乔反映底层疾苦的《五个警察一个〇》等美术作品。至于鲁迅的床铺，更是十分简易，仅是在两条长凳上置一木板，上覆薄褥。唯一特别的是枕头，枕套上绣着“卧游”二字，是许广平的手作。透过后窗，可望见后园景致，园中有一口用栅栏围起来的井，井后是一丛同样由鲁迅种植的黄刺玫，时值寒冬，枯枝仍见繁茂，缭乱而倔强地向苍天伸展，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

　　就在这个四合院中，在“老虎尾巴”书桌的煤油灯下，鲁迅写出了《彷徨》《野草》《朝花夕拾》中的多篇名作，延续着他文学创作的勃发期和创新期。但这期间，愈发黑暗的现实统治、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学界风波、兄弟失和等原因，让这些作品又呈现出与此前“呐喊”不同的风貌。如黄乔生所说，这是鲁迅一生中最苦闷的时候，文字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真实地描绘了他在悲观和绝望中的挣扎，或沉入内心深处，隐微传达忧郁绝望的情绪，或潜回青少年记忆，寻找些微光明与美好。也是住在这里期间，鲁迅介入了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事件，接触现实，鼓舞斗志，写出一系列后来收入《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的论争文章，开启了他到南方以后的主要写作类型。

　　在北京的十四年，对鲁迅有深刻的影响。黄乔生说，鲁迅作品境界高、品位正、视野广、用情深，这些特点都与北京的环境有关。北京传统文化深厚，图书资源丰富，在教育部任职时负责多项文艺工作的经历，助鲁迅形成了纯正的品位和开阔的视野。的确，自他1918年在写于绍兴会馆的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上首次署名“鲁迅”，他就与这座城市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深刻联系，正如黄乔生所言，“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是成就鲁迅的关键所在——他正是在这里开始叫‘鲁迅’的。北京是中国新文化的发源地和代表城市，是中国文化新旧转型、推陈出新的典范城市，鲁迅见证、参与了这个转变过程，他是北京文化的一部分”。（文/张玉瑶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张玉瑶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