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正当防卫相关热点案件，引发了学界与实务界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深入思考。“两高”也陆续发布了有关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或指导性案例，对司法审判实践予以指导。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新一批指导性案例中，第144号张那木拉案就涉及正当防卫问题。

　　此案基本案情如下：周某强、陈某2新各持砍刀一把，丛某、张某2分别绰起铁锨、铁锤进入张那木拉暂住处。张某1（张那木拉兄长）见状将张某2拦在外屋，二人发生厮打。周某强、陈某2新持刀砍向张那木拉后脑部，张那木拉随手在茶几上抓起一把尖刀捅刺了陈某2新的胸部（后抢救无效死亡）。其间，丛某持铁锨击打张那木拉后脑处（轻微伤）。张那木拉将尖刀放回原处后，发现张某2仍在屋外与张某1相互厮打。为防止张某1被殴打，其到屋外，随手拿起门口处的铁锨将正挥舞砍刀的周某强打入鱼塘中，最终致周某强左尺骨近段粉碎性骨折（轻伤一级）。一审法院以被告人张那木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被告人上诉后，二审法院以特殊防卫为由宣告张那木拉无罪。这一案例也再次给社会提供了审视正当防卫制度的契机。

　　正当防卫表达了“正义不需向不正义让步”“正当不需向不正当低头”这一基本、朴素的道德观。所以，文明国家的刑法都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同时，现代法治国家倡导优先通过公力来定分止争，作为私力救济的一环，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受到一定限制，需同时满足防卫状况、防卫意图与防卫限度这三个基本条件。

　　一直以来，我国存在正当防卫认定过严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一僵局，近年来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扭转认定时“唯结果论”的倾向。包括张那木拉案在内，近来相关案例展现出扩大认定正当防卫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防卫状况上下功夫，广泛认定涉案行为具备防卫的性质。例如，张那木拉案中，一审与二审的结果之所以有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是否将捅刺陈某2新的行为认定为具有防卫性质。欠缺防卫状况时，不仅不成立正当防卫，而且连防卫过当都不构成。一审法院将被告人的行为作为单纯的犯罪来处理，所以直接定性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二审法院则积极认定被告人处于特殊防卫状况下。另外，面对多人共同实施的不法侵害，部分不法侵害人虽然已被制伏（陈某2被捅刺后倒地），但其他不法侵害人仍在继续实施侵害（周某强仍在挥舞砍刀）的，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尚未结束，防卫状况仍然存在。所以，张那木拉用尖刀捅刺陈某2新，用铁锹击打周某强的行为都具有防卫性质。

　　第二，确立缓和的防卫限度标准，使更多的防卫行为不至于被评价为过当。例如，根据2020年8月“两高一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认定防卫过当时，应当同时具备“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条件。反过来看，欠缺其中之一，都不能说防卫行为超过了限度。根据这一标准，张那木拉案中即便不考虑特殊防卫的问题，也不能将致周某强轻伤的结果作为过当结果予以对待。

　　第三，通过认定特殊防卫以避免防卫限度的考察。特殊防卫不考虑防卫限度问题，但对防卫状况有更严格的限制，要求面对的是“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在张那木拉案中，虽然最终造成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考虑到不法侵害人人数上占优势、提前准备了致命性凶器、突然闯入被告人私人场所、打击他人要害部位，不法侵害已经达到现实危害张那木拉的人身安全、危及其生命安全的程度，属于“行凶”。所以，被告人在无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顺手从身边抓起一把日用刀具捅刺不法侵害人致其死亡的行为，构成特殊防卫。

　　总的来说，我国涉正当防卫案件的审理不仅认定过严，而且防卫过当的认定也过少。要知道，防卫过当虽然仍有成立犯罪的余地，但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尤其是免除处罚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对于保障防卫权利而言，除扩大正当防卫的适用外，扩大防卫过当的适用也是重要的途径。在这方面，学术界和实务界也要多加探索。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刑法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