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甲，中共党员，某出版社副社长，曾任某报社发行部处长。乙，中共党员，某报社退休干部，退休前任某报社研究部处长，与甲曾系某报社同事关系。丙，中共党员，系乙丈夫，某大型国有金融企业A公司副总经理，与甲也相识。丁，某私营企业B公司老板。2020年，经朋友介绍，甲与丁相识。丁因公司融资需要找到甲，希望其帮忙寻找融资渠道，并与甲签订了书面协议，约定事成之后按照融资额的2%给甲感谢费。此后，甲通过乙找到其丈夫丙帮助。丙称，鉴于甲和乙的老同事关系且其与甲彼此也认识，就将B公司推荐给A公司下属全资企业C公司。C公司按程序对B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现场考察、审核评估、集体审议后，同意与其进行合作。B公司与C公司签订协议，从C公司处成功融资3000万元。事后，甲收受丁给予感谢费现金60万元，用于个人日常开支。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甲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甲利用某出版社副社长这一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丙的职权帮助B公司融资，事后收受B公司老板丁给予的感谢费60万元，其行为属于斡旋受贿行为，应以涉嫌受贿罪追究其纪法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甲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B公司融资谋取利益，事后收受丁给予的感谢费60万元，其行为属于违规从事有偿中介活动，违反了党的廉洁纪律。

　　【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甲的行为不属于斡旋受贿

　　斡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其构成要件主要有三：（1）行为人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即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权上虽然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2）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而非自己职务上的行为；（3）必须是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

　　首先，甲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找丙帮忙并非基于其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是因为其与丙的妻子乙曾是同事关系，早就与丙相识，是基于二人的朋友关系找到丙。其次，从甲与丙的职权地位来看，甲在出版社、丙在国有大型金融企业，二者毫无隶属、制约关系，且并无任何工作上的联系。丙表示，其之所以帮助甲，是因为甲是其妻子的老同事，自己和甲也认识，抹不开面子。最后，B公司与C公司是商业合作关系，B公司的资质也符合C公司对融资对象的要求，且经过了C公司的相关融资程序，两个公司的合作互利具有正当性。甲未参与双方的融资谈判，也没有为B公司获取较低的融资利率，其行为并未导致B公司在平等市场主体中获得竞争优势，未违背市场交易公平公正原则，不符合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构成要件。综上，甲的行为不符合斡旋受贿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受贿罪。

　　二、甲帮丁融资是提供信息服务收取钱财的“有偿中介活动”

　　有偿中介活动是指通过为销售方、购买方、服务人或服务对象等沟通信息、介绍业务而收取钱财的一种经济活动。甲帮助丁的B公司寻找C公司作为融资渠道的行为，实际上是基于信息不对称，为丁的B公司融资牵线搭桥，提供有偿信息服务。其本人并未实际参与B、C公司之间的融资谈判，介绍业务成功后，收受了丁给予的60万元感谢费，也是事前与丁合作协议中予以明确约定的事项。因此，甲的行为属于从事有偿中介活动范畴，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四条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之规定。

　　综上，甲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丙的朋友关系，通过丙职务上的行为，帮助B公司融资，并收受B公司负责人丁给予的感谢费60万元，其行为属于在经济活动中提供信息服务的有偿中介活动，而非斡旋受贿。在办理违规从事有偿中介活动违纪案件时，要严格按照违纪、职务违法、犯罪的构成要件，准确界定违纪与违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等，做到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精准执纪执法，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作者单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监察组；光明日报社机关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