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你好!我是岳塘区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员，受法院指派对你们这起纠纷进行调解……”每当接到新的案件,我都会及时联系到当事人，一边了解案情，一边思索着案子调解的有效角度。可那一次，我却犯难了。

　　2019年12月，某国企家属区内，一名保姆在雇主家猝死。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即便社区和派出所先后出面，均调解未果。死者儿子在安葬了母亲之后，便一举将80多岁老雇主及其4个年均60多岁的儿子告到法院，要求雇主家赔偿90万元。然后自己南下打工去了。

　　想到保姆在雇主家猝死的民事赔偿案件在我国并不鲜见，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想找到一些调解参考方向。可网上更多的是业界人士从法律角度来界定保姆、雇主及家政公司之间责任划分，对于如何从情理角度入手，妥善调解好纠纷却没有参考价值。面对原告的高高在上、咄咄逼人，我真想把案件转到诉讼程序，让专业法官裁决，多省心省事啊!

　　可是，当我与被告四兄弟联系之后，他们殷切的眼神让我动摇了这个念头。四兄弟诚恳地表示，希望我能继续创造条件调和矛盾。虽然按照地方观念，一个外人突然死在自家，这是一件“倒了八辈子霉”的事。且老雇主已瘫痪在床多年，长期医病请人护理已然不易，4个儿子也年纪大了，家境一般，无论如何也支付不起如此巨额的赔偿金了。但他们会积极配合调解，而不愿与对方对簿公堂。怎么办？于是，我再次尝试着沟通。我查到原告电话，与其本人直接沟通。原来，原告并非死者的亲生儿子。母亲猝死他家，做儿子的十分内疚，加上旁人鼓动，促使他动了起诉索赔的念头，而自己并非冲钱而来。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开始一轮一轮给双方做工作。先是将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状况告知对方，以期互相同情和理解。之后,我将双方想法交换并附上我个人的调解建议，谨慎地与双方协商。慢慢地，矛盾有所缓和，赔偿金额由90万元谈到了4万元。最后，原告在电话那头提出，要求被告的四个儿子春节时到自己母亲坟前燃一挂爆竹，叩几个头，与他一起尽一下“孝道”。被告四兄弟在我的几番劝说下，终于答应，随后向原告支付了赔偿款4万元。原告也随即撤诉，一度剑拔弩张的气氛悄然消散。

　　诉前调解，面对的是各种社会生活中的矛盾纠纷。当事人能走上法院，是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而接受诉前调解，是他们化解纠纷良好意愿的体现，我们做诉前调解工作，首先要肯定他们这一点。其次，沟通过程中，要与当事人共情，贴近他们，不管是多复杂棘手的案子，都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倾听他们诉求，妥善调处矛盾。虽不能保证次次都如愿调解成功，但件件都要用心去对待。我是人民调解员罗淑芬，我为建设和谐法治社会而努力。

　　(罗淑芬，湘潭市岳塘区法院人民陪审员?调解员，退休于湘潭市岳塘区审计局。2011年起担任人民陪审员，多次被评为市、区“优秀人民陪审员”。2017年担任岳塘区法院人民调解员，共参与调解纠纷700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