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上诉人惠思祥为要求返还窑洞一案，不服延安市地方法院判决，向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以下简称边区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边区高等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终审判决，保护了被告张海胜的居住权。该案件的审理体现了边区司法鲜明的特点。

　　案件的发生与社会背景

　　惠思祥，时住延安市南门外，务农，家庭富农成分；张海胜，时住延安市南门外，从商，为一般贫苦群众。1938年7、8月间，双方在延安市开设磨坊，帮人磨面打豆，共谋生计。这年冬天，延安市遭日本军机轰炸，张海胜夫妻住宅受损而无处居住，惠思祥出于私情主动提出张海胜可在自家窑背上开掘两处窑洞，并答应帮助出资40元，还说住得好可以常住。但并未提起具体居住时间及租金，更未提出任何条件。两处窑洞造成后，1939年1月，由于张海胜的妻子张白氏与他人有染引起纠纷，惠思祥担心日后受到牵连，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张海胜将这两处窑洞交还给自己。对此，张海胜辩称，自己在惠思祥地上开掘的两处窑洞是其允诺的，惠思祥承诺可以长久居住，并且开掘窑洞时自己花了不少钱，惠思祥并未出资。延安市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作出后，惠思祥不服，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张海胜交还窑洞。该案并不复杂，但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以后，陕甘宁边区人口增长很快，最多时达到150万人。1939年4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边区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了人民有“居住、迁徙”等基本的民主自由权利，为解决边区人民的居住等问题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边区政府自成立以后，在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中，亦明确规定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必要的土地、房屋（窑洞）等。但毕竟物力、财力有限，一时难以满足巨大的住宅需求，因此现实生活中时常会出现这方面的纠纷，以窑洞为主的住宅纠纷解决成为边区民事审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史料显示，现存的边区司法审判档案中关于房产（窑洞等）纠纷的档案就有21卷，内含数百个案件，其中一部分就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居住权的问题。

　　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结果

　　边区高等法院受理此案后，由三人组成了民事审判庭，其中雷经天为审判庭庭长，任扶中为主审法官，兰作馨为书记员。雷经天是边区司法的创始人之一，时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此次兼任该案审判庭庭长，足见对该案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了该案的典型性。

　　在审理过程中，法庭对案件所涉及的事实进行了核实。首先，张海胜在惠思祥地上开掘两处窑洞，有没有经过惠思祥的允诺及约定条件，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经法庭调查确认，张海胜在惠思祥地上开掘窑洞时，确实经过惠思祥的允许，且未约定任何条件，其口头契约自应成立。其二，张海胜在开掘两处窑洞时，惠思祥是否出资相助，双方各执一词。法庭调查后认为，张海胜开掘窑洞时，惠思祥出资40元相助，并无证据，即使其确实资助过，那也是出于自愿，未附任何条件，当然亦不能反悔。其三，对于该案其他事实，法院也做了调查与确认，并用概括性的文字进行了表述，言简意赅，收放有度，显示出案件审理者纯熟的司法技巧和司法素养。

　　在调查核实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案件的处理或法律适用的前提，是对该案性质的确定。对此，从民法的角度，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这是在他人土地上挖掘窑洞而加以利用的“地上权”，二是认为这属于以居住为目的在他人土地上挖掘窑洞并予以居住的“居住权”。从案件文义分析，法院认定该案性质属“居住权”。该案性质的认定，符合边区人多房少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化解所有权与居住权之间的冲突，保证弱势一方的居住权利，进而体现了居住权“扶弱帮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确定案件性质属于居住权后，如何适用法律成为该案审理的关键。首先，鉴于张海胜在挖掘窑洞时得到惠思祥允诺的事实成立，法庭审理后认为“口头契约自应成立”，既然契约成立且有效，对双方即具有约束力。再者，边区没有合同法，该案法庭审理后认定的有关口头契约（合同）成立的法律依据，是援用了民国民法典契约编的相关规定。同时，对于“居住权”的法律适用，因为边区法律没有居住权的规定，且民国民法典中也没有相关规定，属于法律的漏洞。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按照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基本原则与精神，从边区民事审判的实际出发，通过类推、解释，然后适用本案，以实现边区“居者有其屋”的立法目的。

　　最后，边区高等法院作出如下判决：1.原判撤销；2.张海胜在惠思祥地上所开窑洞二座，仍由张海胜居住，如张海胜日后移居，此窑洞之居住权即消灭；3. 张海胜家属再有违法之事发生，由当地政府驱逐出境，所开此二座窑洞即归惠思祥所有。该判决事实清楚，理由充分，结论明确，不仅使双方当事人易于接受，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起到了良好的法制宣传教育作用。

　　历史价值与启示

　　该案的历史价值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在人民司法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居住权”的法律概念。居住权及居住权制度是一个“舶来品”。近代变法修律过程中，由于这种制度被认为“不符合吾国国情”而拒绝借鉴，致使清末的民商律草案、民国民法典都未专门创设这一制度。该案的判决中，明确提出了“居住权”的法律概念，并以判例的方式弥补了边区这方面制定法的不足，这在革命根据地法制上还是第一次。我国民法典创新之一，就是增加了“居住权”这一用益物权制度，并在物权编专章规定了居住权制度。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是对历史的传承，是对优良法律传统的弘扬。

　　其二，运用科学的司法审判方法裁决案件。该案的典型性在于其纠纷的核心是所有权与居住权问题。适用的法律依据除了要符合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原则、精神外，更重要的是关于居住权问题，当时没有相关法律法规。针对这些法律漏洞，主审法官采用了类推适用的方法予以了补救。边区高等法院成立以后，面对法律制度供给的不足，在案件审理尤其是民事案件的审理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其中之一就是“富有者提携贫苦者”。该案的惠思祥，家庭富农成分，是富有者；张海胜虽然经商，但做的是小本生意，利润微薄，属于一般的贫苦群众。因此，主审法官通过对这一原则的类推、解释，适用于案件的审理，解决了张海胜的居住权问题。1944年7月，该案因体现了“富有者提携贫苦者”的原则，被作为经典案例收入到由边区高等法院组织编撰的《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中，以供边区司法审判人员学习和参考。

　　其三，以司法审判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司法审判除了“定分止争”的基本功能之外，还有教育、评价、指引等功能。边区高等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张海胜家属再有违法行为发生，由当地政府驱逐其出境，两座窑洞归惠思祥所有。也就是说，张海胜及其家属要想享有所开掘窑洞的居住权，就必须同时遵守边区的政策法令，做一个善良之人，否则将失去居住的权利，判决既是教育、规范，也带有惩戒的意思。边区建立之前，陕甘宁一带是旧中国经济最不发达、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遗留下许多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甚至会影响到边区革命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因此，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要建立和维护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秩序，司法审判除了各种案件审理之外，同时还承担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任务。通过这一典型案件的判决，教育引导更多的人懂得什么样的事能做，什么样的行为不可为，进而以司法审判的方式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西北工业大学陕甘宁边区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肖周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