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大家支持我，前辈培养我，我才做了点事”。

　　——樊锦诗

　　人的一生究竟该怎么度过？这是一道终极哲学命题。

　　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这篇悼文中给出了答案，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用一生践行了这个答案。

　　扎根：是缘分，更是使命

　　一个人做点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生始终做一件事。六十年一甲子，在敦煌莫高窟，85岁的樊锦诗已工作了整整六十年。从青春年少到满头华发，她把一生都写在了敦煌。

　　如果说，樊锦诗与敦煌莫高窟的相识始于一场缘分，那一生的坚守就是使命使然。六十多年前，一位风华正茂的上海姑娘走进北大燕园，懵懂地以为“学考古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从此与考古结缘，也与敦煌一步步靠近。作为优秀的北大毕业生，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但敦煌急需考古人才，樊锦诗被分配去了敦煌。戈壁荒漠、漫天黄沙，一个体质弱的南方人是难以适应的，更何况还要面临与亲人、爱人长期分离。不想去甚至想离开，这都是人之常情。

　　“我多次想离开敦煌，但一再错失离开敦煌的机会，命中注定，这一辈子就交给敦煌了”。如果去意决绝，任何挽留都是苍白的。现实的困难束缚不了脚步，发自内心对敦煌的留恋才是最终定力。与敦煌长期相守的缘分已升华为终生守护敦煌的使命。

　　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一生或长或短，都会面临很多选择，或满心欢喜心甘情愿、或现实所迫心有不甘，但只要是正确的选择都值得无悔付出。

　　六十年前，樊锦诗经历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来到敦煌，“在茫茫的戈壁中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凉寂寥”。为了守护敦煌，樊锦诗与丈夫、孩子两地分居十九年。在十九年里，她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分离，她的家是不完整的，孩子们的成长缺失了母亲。

　　在一个人最艰难的抉择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内在信念的力量。她选择了敦煌，“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在茫茫戈壁，年轻而孤独的她找到了活着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她坚强地面对所有困难，从容地面对时间、面对分离、面对生活。

　　所有的一切必然会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这才是人生的价值。

　　奉献：是责任，更是追求

　　尼采说，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是一座桥梁而非目的。生命是一个闭环，有始有终，但人生的过程却有纵有横。有的人碌碌一生，从起点到终点都是一个平面；有的人奉献一生，纵向发展成全了生命的厚度。樊锦诗的一生是伟大的，因为她在六十载的岁月里坚持日拱一卒，无私无我地守护着敦煌这座艺术宝藏。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写在纸上，画在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莫高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其价值无与伦比，她是跨越千年的传奇，更是中西交流的见证。但历经千年的莫高窟正在走向衰老，“壁画在退化！这句话像魔咒一样，日日夜夜死死地缠着我，就是在梦里，我也会梦见墙上的壁画一块块地剥落”，樊锦诗忧心如焚、奔走呼号，她要尽可能地减缓洞窟和壁画的退化，更想要永久保存洞窟文物的真实信息。

　　上世纪90年代，樊锦诗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但终于在长期寻觅中找到了新技术。在电脑尚未普及的年代，她提出大胆构想：要为敦煌石窟的每个洞窟、壁画和彩塑建立数字档案。这才有了如今享誉世界的“数字敦煌”，数字图像让深藏于石窟的敦煌艺术活起来，走出石窟、走出敦煌、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

　　“我没有私心杂念，我热爱莫高窟”。

　　本世纪初，随着旅游热潮狂涌，将莫高窟企业化的声音此起彼伏，莫高窟再次站在十字路口上。珍贵脆弱的文化遗产经不起商业化，樊锦诗想要力挽狂赞，她坚定地挡在敦煌前面，已近八十岁的老人即使身体状况出现了严重问题，也要守住莫高窟、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有的人说她不识大体、有的人说她没有修养，还有的人说她只考虑保护不考虑地方发展......她为什么敢于对抗、敢于坚持？因为她没有一点私心，为了保护敦煌才能将个人健康和安危置之度外。

　　孔子说，君子不器。樊锦诗是一名君子，因为她有正义、有道蕴、有操守，也有根据良心和正义而作出是非判断的能力和眼界，更有不为外力胁迫而坚持正义的勇气。

　　守望：是归宿，更是信仰

　　莫高窟的清冷令人心生敬畏。

　　在六十年的岁月里，樊锦诗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给了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圆百里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种貌似荒寒的人生景致中等待一个又一个莫高窟的春天。每日临摹壁画、修复洞窟、保护遗址、编写考古报告，这样的日常对普通人而言无异于出家修行。

　　身处戈壁，四周是人迹罕至的荒野、大漠和山脉，“人在这样的地方，就好像坠入了一个无尽的时空深渊，有一种无助感和失落感”。也许，生活在莫高窟首要的功夫就是要克服这种被世界遗忘了的寂寞。

　　而将莫高窟作为终生的归宿，那一定是信仰的力量。她以瘦弱的身躯，从上海走到北京，从北京走到西北，去了万里之遥的敦煌，陪伴戈壁和荒漠，度过了许多人难以想象的崎岖和坎坷。纵使万般艰辛，她的信仰始终清澈。

　　当一个人真正了悟，她的信仰才能无坚不摧，在内心升腾起一种持续的欢乐和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对迷茫的解脱。而这种快乐是任何世俗意义的快乐都无法比拟和超越的。正是对信仰的坚贞和执着，让樊锦诗可以“饱尝着对自己精神产品的享受”，成为一个无私且纯粹的人。

　　她与自己的事业融为一体，互为代表。她所在的地方就是敦煌，就是莫高窟，就是考古保护事业；而敦煌所在的地方就是她的所在，她的名字就代表着敦煌。

　　她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也将一生所得献给了敦煌。她捐出了个人所获得的所有奖金2000多万用于敦煌保护事业。她从不留恋美食和华服、金钱和名利，衣服能穿就行、饭能吃就行、物品能用就行......唯一的兴趣和爱好就是守着莫高窟，走进洞窟“与涅槃佛相视一笑也觉得心满意足”。她始终过着最质朴的生活，而这种质朴源于心灵深处的自觉。

　　“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总有一天会走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聊以欣慰的是，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为莫高窟尽力了!”这是樊锦诗在书里的最后一句话。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站在生命尽头，回首过往时得出的结论是“心满意足无怨无悔”。而只有答好人生的终极命题，才能有如此自信、如此底气、如此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