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临时检察官办案组分析研究案情，对三个小组进行分工（右四为王琳）。

　　图②：检察官王琳提审犯罪嫌疑人。

　　图③：检察官王琳到案发现场走访。

　　我是2007年进入检察机关的，从检12年来先后在公诉、监所、办公室、反渎、反贪等检察部门工作，可以说基层检察院里的主要检察业务岗位我都经历了，算得上是个“老检察”，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检察机关的各个部门之间业务差异性较大，对彼此职能的了解程度都不深，在某一领域精通的专才也有可能是其他领域的门外汉。另一个感受是，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步，从人员分类管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转隶，再到捕诉一体、公益诉讼、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2018年7月，伴随着检察机关机构改革各项措施的落地，我所在的上海市崇明区检察院内设机构也经历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不再有公诉科、侦监科，而是代之以第一、第二检察部等，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名称的变化，但身处其中，就能真切感受到这是一场全局性、重塑性的变革。作为员额检察官，我也从原来的社区检察科调整到第一检察部，主要职能是普通刑事犯罪检察，实行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一体化办案，谁知道一上手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老检察”遇到新问题

　　当时，内设机构改革全面落实到位，大家开始忙着“搬迁”，这天我到新的办公室打扫整理，第一检察部的高主任就叫上了我：“公安正在侦查‘六合彩’案件，走，和我一起去提前介入这个案子。”

　　我赶紧带上记事本和笔就跟了出去。到了区公安局审理支队，听公安承办人介绍了一大堆“术语”，什么“六合彩、特码、平码、连肖、码单……”都是第一次听到，感觉很新鲜需要尽快理解消化。我又了解到，案件起因是有群众反映在本区横沙岛上的横沙乡有人进行“地下六合彩”赌博，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发现举报基本属实，而且这个乡镇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的现象较普遍，公安机关已对该案立案侦查。经初步了解，这起“地下六合彩”案件涉案值达2000余万元，涉案人员20多人。

　　从支队回单位的路上，高主任对我说，这起案件由我负责。就这样，我接手了到第一检察部捕诉一体办案后的第一起案件。

　　说实话，刚接手案件时，我内心还是有些忐忑。主要原因是不适应捕诉一体的办案程序，我虽然做过一段出庭公诉工作，但没有侦查监督即审查批捕方面的工作经历，如何在短时间内把握案件性质及走向，是摆在面前的一大难题。加上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刚开始实施，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感觉责任重大。面对这件人数众多、结构复杂、资金额巨大、证据材料庞杂、定性还存在争议的案件，而且还是我此前从未碰到过的类型，压力扑面而来。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在7天内做好20多名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工作，看来，不加班是不行了。

　　办案瞬间有了底气

　　正在我着急担忧之际，院里按照可以根据司法办案需要临时组成检察官办案组的规定，成立了临时检察官办案组办理“地下六合彩”案件。临时办案组打破了部门壁垒，从全院抽调骨干力量，形成了“3名检察官+3名检察官助理+3名书记员”的人员架构，由我任临时办案组的主办检察官，虽然办案责任仍然是我的，但瞬间感觉底气足了。

　　临时检察官办案组成立后不久，我就召集全组检察官进行了首次集体研讨。通过这次时间不长但高效率的研讨，我们按照案件起诉的标准，明确了几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地下六合彩”并不能完全说是新类型案件，已经有类似案件的判决，我们可收集相关案例供参考。第二，接受“地下六合彩”投注并兑奖，究竟属于非法经营彩票还是赌博或者开设赌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案件涉及嫌疑人众多，表面上看都是发生于崇明区横沙乡，但实际上从共同犯罪的角度，嫌疑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共同犯罪关系，但又与普通的共同犯罪有区别，要关注上下线之间主观上的共同故意。第四，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收集证据，既要关注嫌疑人的客观行为，如收取“地下六合彩”投注的公开性、收取投注的渠道、资金结算渠道、资金额、牟利情况，也需要对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固定证据。

　　随后，我们在研讨中还梳理出案件存在4条相对独立的上下线关系，以及一名犯罪嫌疑人患有艾滋病，单独羁押在上海市第三看守所的特殊情况，按照批捕办案的要求，建议公安机关分为5个案件向我院提请审查逮捕，同时提出了取证建议。之后，公安机关采纳了我院建议，将首批5件20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逮捕。

　　临时办案组的检察官各有专长

　　审查逮捕的办案期限很短，一共只有7天，且包括双休日在内。我们在办案组内按照上下线关系、嫌疑人数量等，将案件分配给不同的检察官办理，每一名检察官均有一名检察官助理、一名书记员辅助开展工作。检察官之间定期互相通报，必要时共同研讨。

　　我对办案组进行了针对性分工，充分发挥各检察官自身专长。蔡检察官擅长于理论分析，由他负责详细梳理本案可能涉及的定性问题，比较案件可能涉及的开设赌场罪、赌博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还对裁判文书网上1.2万余件同类案件的罪名适用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手机微信、现场等方式接受投注，且涉案赌资通过微信、银行卡等结算，形成长期、稳定、完整的“地下六合彩”投注网络，确定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

　　吴检察官有丰富的侦查监督办案经验，由他负责围绕开设赌场的公开性、参赌人员的不特定性，以及主观上明知等方面给大家提供了较为严密的审讯思路。每位检察官助理则承担了大量证据梳理工作。

　　由于分工明确，在短时间内，我们就将20余名犯罪嫌疑人之间，以及犯罪嫌疑人和“六合彩”投注人之间的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记录梳理清楚，整个案件资金走向得以清晰地呈现。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了本案中赌资计算方面的问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赌资包括赌博犯罪中用作赌注的款物、换取筹码的款物和通过赌博赢取的款物，而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逮捕时，仅仅计算了下线投注给上线的资金，没有计算在中奖的情况下，上线转给下线的资金。我们对这部分资金进行了梳理，并向公安机关提出意见，公安机关此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接下来的几天，办案组及时对20余名经营“地下六合彩”的犯罪嫌疑人，以涉嫌开设赌场罪批准逮捕，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补侦要求。由于实行捕诉一体办案，我们按照本案的特殊情况决定，作为系列案件分成17个案件起诉，为后来顺利地进行开庭审理、判决打下了基础。事实证明，这一安排符合起诉这类共同犯罪案件的规律。

　　比平均办案时间缩短30%

　　2018年10月12日，随着17个案件中的第一个案件在崇明区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我和高主任及另两名检察官先后作为各个案件的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至当年12月顺利完成指控犯罪，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20余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四个月至拘役五个月不等的刑罚，各并处罚金5万元到1万元不等。

　　事后，我时常在想如果没有捕诉一体和检察官临时办案组，而按照以前的办案模式，案件的办理会有什么不同：案件在法定期间也许能够完成，但可能需要从早八点忙到晚九点，而且只能匆忙完成任务，这样短时间内清晰梳理出案情是很难想像的，当然也不可能如此高效地完成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工作。特别是这件案件审查起诉，由于在批捕阶段就按起诉的证据要求公安机关综合补充侦查，从起诉效率来看，比我院办理的刑事案件平均办案天数缩短了30%，并做到了20多名被告人定罪量刑标准一致，这在过去是很难做到的。

　　捕诉一体工作经验得到完善推广

　　作为内设机构改革后的第一件捕诉一体案件，而且是疑难复杂案件，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而让我很有成就感的是，我院进一步总结提炼了经验进行完善推广，运行机制上更为健全、规范。比如针对犯罪嫌疑人多、组织架构复杂、涉案金额高、社会影响大的团伙犯罪、有组织犯罪，我们规定组成的临时检察官办案组，由检察长正式任命、政治部发文，明确两周内临时办案组不参与本院案件管理的分案轮案。

　　再比如我们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确保独立办案，根据案件不同情况提出补侦要求、分案起诉等，确保案件诉得出、判得准。

　　同时，我们建立观察员制度和工作档案，加强全程跟踪考察，作为考核档次评定、检察官入额遴选等重要依据。

　　2018年以来，我院根据捕诉一体化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情况，先后成立了4个临时检察官办案组，在疑难问题突破、案件效率提升上有了明显的进步，监督质量也有了大幅提升，比如，在办理一起涉案超百人的新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时，一件案件追捕了20人；在办理一件古玩电信诈骗案时集中追诉了2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