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事前没有任何详细资料可查的采访。陈昕茹第一次接触记者，有点紧张——她是一名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

围绕着这个反间谍工作主管机关、重要国家情报工作机构的形容词，少不了“神秘”“隐蔽”。确实神秘，没有官方网站，网上能查到的信息屈指可数、真假难辨。

2020年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一面授予了公安部部长，一面授予了国家安全部部长。而在此之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们也是警察。

作为其中一员，陈昕茹习惯了“隐身”，公开的照片中只有背影。因为“暴露”不仅使她工作不便，还可能使整个工作链上的同事都无法继续工作。

他们的工作仿佛发生在折叠起来的世界，如此重要，却不被人们感知。

　　
真容

转过身来，陈昕茹符合人们对女警的想象。短发，高挑，纤瘦，黑色高领毛衣外是修身的黑色西服，除了一只细细的手环，没有任何首饰，但黑色西服上别着的叶子形胸针，带着她的审美趣味。

抛开职业身份，陈昕茹是一个非常率真的人。

父亲用“淘气”形容儿时的她。一路淘气到初三，“学习成绩不好”，因为父母都是医生，为长远计，希望她去卫校学习。陈昕茹不喜欢，决心考高中，这一努力就真的爆发了、考上了。高中毕业，父母希望她读医科大学，几个志愿全部建议她填报了不同的医学院，陈昕茹不喜欢，把提前批次的志愿填写了心仪的学校。这一次，她如愿以偿，“飞奔似的去上学了”。

大学里，陈昕茹开始对隐蔽战线的历史感兴趣。看着书本上字里行间的隐秘暗战，十八九岁的她“很容易热血沸腾”，但对于国安警察这个职业，她脑海里的认知还只有“007！帅！”，直到她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报告会。

报告会的主角，是被周恩来同志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一的陈忠经。他曾经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核心，获取了国民党军政战略动向方面的重要情报，为党中央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时隔20多年，陈昕茹仍然记得作为志愿者近距离接触这位英雄前辈时的感受，“007只是虚构的，这次我真正见到了书本上的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但我脑海里突然浮现了一句话——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暗战

陈昕茹总是跟随自己的内心坚定地作出选择，而她的目标感与执着释放到工作中后，又日益印证着她的天赋与价值。

陈昕茹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寻人”，于茫茫未知中查证有间谍嫌疑的人。何其之难。再石破天惊的证据，都隐藏在日常琐碎的细节中，可能是一个电话，可能是一次聚会，可能是一袋垃圾。

在她的职业生涯中，用10年时间追查一条线索的情况并不罕见：在掌握初步线索的情况下，经过一轮轮比对，锁定嫌疑人，再去固定证据。不仅是她，很多同事都是如此。

陈昕茹刚入职没多久，就参与了对某单位一名对象的侦察工作。此人在涉密岗位工作多年，还担任领导职务，掌握大量国家秘密。虽然他与外籍人员之间互动频繁，但却始终固定不到确切证据。10年中，他升职，驻外任职。但没有证据，一切只能“烂”在侦察小组的“肚子里”。

10年之后，此人驻外任期结束回国。陈昕茹重新梳理了侦控资料，细致到了掌握他从不做家务这样的信息。也因此，在他罕见地出门倒垃圾时，直觉告诉陈昕茹可能有问题。就是在这袋垃圾中，陈昕茹找到了一张字条，看似不起眼的信息，终于让这条线索水落石出。

在这些重复与艰辛的背后是暗流涌动的局势。不见硝烟，却日趋复杂。

《焦点访谈》曾公开报道过一起间谍案。一名密码研发机构的职员，业绩不佳被末位淘汰后，竟将国家秘密出卖给境外间谍机关。陈昕茹的同事解释密码的价值：“研究出一套密码设置方法是非常难的，很多科研机构的任务就是不断完善精进已经研究出来的密码编译方法。”如此重要的机密被出卖之后，“相当于很多不应该被外国掌握的信息在‘裸奔’”。据说，在评估此人到底造成什么程度的损害时，一些密码专家一边看着被出卖的情报，一边流着眼泪。

某种意义上，这个案子代表着他们工作的价值，也说明了他们为何无法松懈。

归属

工作中最“带劲”的部分，无疑是找到嫌疑人、破案的瞬间，“这种自豪感，是一般职业给不了的”。但对工作更深沉的理解，是她生病以后。

2015年，陈昕茹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即便立刻手术，康复率也不到30%。”这是采访中，所有同事谈得最多的内容，也是她一带而过的经历。

在病房里，她观察病友，“凡是活下来的，都是有希望，有奔头的”。面对生死，她并没有想到换一种活法。“生病前，我以为是工作需要我。生病以后，我明白是我需要工作。只有在工作中我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能量。”

越来越多地，她在这份工作中感受到了归属感。

一定程度上，这个工作是孤独的。本着最小范围知悉的原则，案件情况只有少数人掌握。不同的部门之间，日常并不“串门”。但同时，他们分工细致、环环紧扣，高度依赖同事之间的默契配合。随着团队中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陈昕茹更多时候扮演着主心骨的角色，她在不同的场景下，不自觉地重复了一句话——“他们的身后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