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既是一种生活经验，更是公共治理的智慧。疫情当前，社会各界都在献计献策，探寻疫情防控之道，“法治”成为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关键词。连日来，法律界和社会舆论提出了诸多法律上的意见建议，从禁食野生动物立法到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完善，尽快健全我国应急法治成为共识。

　　时至今日，“紧急状态无法治”早已成老皇历，法治不仅是常态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同样也是人类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应急事件的必然选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急法治的完善与否乃是衡量整个法治体系的关键指标。

　　吃一堑长一智。从疫情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此急速构建起应急法治，这是我国近年来应急法治建设的主要路径，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只是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路径之下很可能藏着一种应急性的思维。这种“应急思维”的典型特征是：只顾眼前，不思长远，甚至忽略法治建设规律和风险治理系统性要求，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想法，一旦应急状态过去，便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对应急法治缺乏科学性、系统性谋划。

　　其实２００３年“非典”过后，我国的应急法治就有了很大进步，但同时也折射出“应急思维”的危害：一方面是急速立法缺乏后续精细化完善，疫情过后立法和应急机制建设便容易“刀枪入库”；另一方面，付出巨大代价制定出的法律条文，执行中慢慢被打折扣，类似如野生动物交易的法律规定，在大多数市场形同虚设，为日后的公共卫生风险埋下隐患。

　　又比如，此次疫情防控，我们以“中国奇迹”建成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对挽救武汉市民的生命起到关键性作用。那么，此次疫情过后这两座临时搭建的医院将何去何从？如果按照“应急思维”，便是“水来土掩”，疫情结束即可拆除。“非典”过后，北京的小汤山医院就关闭运行。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大城市，应当在重大城市特别是人口千万级的高密度城市，普遍建立包括公共卫生应急医疗救助在内的大型应急场所，将平时功能和应急功能融合发展。平时建设就考虑到应急需要，这大概是应急法治建设的题中之义。

　　经济社会越发展，风险系数就可能越高。面对无处不在、防不胜防的风险社会，应急思维可能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境。我们不能期望将安全法治寄托在每一次危机与灾害的警示，无论什么风险与危机，人类应对的体制机制都是相通的。我们所要建设的法治体系，本身就包含了对风险的防范、对危机的应对、对灾害的治理。应急法治并非是独立于法治体系之外，而是我们基于科学与理性，在平时法治体系中作出的未雨绸缪。它或许需要在应急实践中去检验、修正与启迪，但不能仅以应一时之急的思维与方式去建设。

　　在此次防控疫情过程中，中央一直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依法防控，要求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还专门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进行部署。相信此次疫情过后，我国的应急法治将更完善更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许是应急法治建设的实践起点，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深化法治实践，真正发挥好法治对应急状态的治理作用，需要人们在疫情过后及时转“应急思维”为“法治思维”，以规律性认识和系统性思维提升应急法治体系的建设水平，并将其严格落实到平时的法治实践之中，以真正提高我们抵御风险抗击灾害的能力。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